江苏泰州兴化市的旅游景点有：

1、拱极台

拱极台，位于兴化城北海子池畔，台高6米，占地1300平方米，这里楼台亭阁依城傍水，参天大树遮天盖地，景色幽雅秀丽。

拱极台始建于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兴化知县陈垓为防御金兵、蒙古兵等北方军队渡淮南犯，利用改造大小垛岛和河道开挖的积土，围绕县衙署四周筑成长约3.5公里的土城和东南西北四门以及四座水关，并在县衙以北的土城南侧构筑高台；根据五行方位及其对应“四象”中的玄武（神龟），将此台命名为“玄武台”。同时，在“玄武台”上建成“襟淮楼”，有着“攻占防守”的意义。元时知县詹士龙曾于此读书，故襟淮楼又名读书楼。

2、李中水上森林生态园区

李中水上森林生态园区是位于兴化市李中镇舜川路东首，是江苏省最大的人工生态林基地，始建于80年代初期，总面积18894亩。目前启动区面积1500亩，其中林地面积1050亩，栽植的10万株水杉、池杉等树木，已成为高大茂密、生机盎然的水上森林园区，目前林木蓄积量1.5万立方米，且每年以12%的速度递增。

李中水上森林不同于平常的树木栽种方式，它采用特殊的林垛沟鱼的立体模式，形成“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内有鸟”的独特水乡景观。猫头鹰、野鸭、白鹭、黑杜鹃、草鹦鹉、山喜雀等鸟类，野生动物比以前增加10多种，林中鸟最多时有6万多只，正常有3万只左右。是目前里下河地区规模最大的人工湿地森林生态系统。每当盛夏时节，园内树木参天，浓荫撒地，万鸟翔集，清风阵阵，伴随着植物的芬芳气息萦绕其间，真可使游人陶醉其间，乐而忘返。

3、玄武灵台景区

位于兴化城北海池河畔的“玄武灵台”景区，楼台亭阁依城傍水，参天大树遮天盖地，景色幽雅秀丽。这是兴化城内最具规模的一处人文景观，拥有七百多年历史。

“玄武灵台”景区在南宋初具规模，至清末民初，特别是明清时代，修建、扩建多达10多次，先后增建了遗爱祠、景贤祠（后改屈子祠）、昭阳书院及碑堂等建筑，受到历代文人雅士及各级-100多人的讴歌和赞颂，由此产生了大量诗文作品，其中诗歌100多首，碑记10多篇，赋3篇，词8阙，序（跋）文8篇。同时更产生了由清同治六年（1867年）知县俞麟年组织的文人“雅集”的《拱极台唱和集》和《兴化拱极台志》诗文集，以及具有世界影响的孔尚任名剧《桃花扇》，极大地丰富了“玄武灵台”景区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使其成为与扬州平山堂、高邮文游台相媲美的苏北、苏中重要名胜景观之一。

4、桃花岛生态农业观光园

桃花岛生态农业观光园于2008年6月份组建成立。位于兴化市区南9公里，在临城镇高效农业示范区内，兴泰大道东侧，主出入口与兴泰大道连接一体。园区水陆总面积1500亩。园区中建有特色垂钓中心、桂花苗木圃园、精品桃园、葡萄观光长廊、生态餐厅、休闲会所、烧烤吧、蒙古包等。

5、兴化古城墙

兴化古城墙始建于南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当时兴化人为抗击金兵入侵而挖河取土筑成一圈长6华里157步、高一丈多的土墙。城墙设有四城门，门上有楼，墙外有护城河相依。

至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城墙重砌为砖墙，高达11米以上。东南西北四门依次为启元门、文明门、威武门、肇魁门，四楼为观海楼、怀曛楼、见山楼、仰宸楼。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为防御倭寇的侵扰，再次全面建造城垣，次年竣工。以后城墙多次修葺。民国时为方便交通增开小南门、小东门、小北门，至此城墙有了7个城门。

兴化城墙在历史上曾多次发挥了抗御外敌的作用。在抵御侵犯者的历史上，最著名的莫过于知县胡拱辰领军民力拒元兵入侵事迹，双方浴血奋战。兴化城终因无有援兵而被攻破，而胡知县也与城共亡。英雄史事，令人感怀。

1958年，因旧城改造之需，大部分城墙被拆掉。剩余部分因为当时的百货公司仓库、直属粮库等国有企业依古城而建，才侥幸得以保留。20世纪90年代初西门段也被拆除，现仅存东城外墙脚跟一段，保存较为完好，长65米、高5.5米、底宽1.6米、顶宽1.1米。

2002年兴化古城墙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

6、东岳庙

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东岳庙是兴化市当地著名的道教古迹。也是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道教场所。

它位于兴化城内东大街牌楼东路13号，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东岳庙始建于明永乐年间，因庙内供奉东岳泰山神而得名。

东岳庙建筑恢弘，布局严正，尤以大殿最为久负盛名，民间有兴化籍状元宰相李春芳为孝敬父母而修东岳庙大殿的传说。更是为其增添了几许传奇的色彩。1986年，东岳庙被兴化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申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兴化市委、市政府又将东岳庙的使用权由市文化馆移交给市道教协会。并投巨资修复建设。完建后的东岳庙，包括牌坊、山门、戏楼、四圣观、吕祖坛、财神祠、五岳楼、斗姥宫、长生院、竟渡庙及生活、消防、商业设施等。相信历经沧桑岁月的东岳庙，将再次焕发光彩，成为兴化市道教活动的核心场所和群众游览观光的胜迹。

7、状元坊

泰州兴化市东城门外，有一条明清衢道，古名通泰。清代起称作东城外大街兴化状元坊。稍东有一条向北伸展的状元巷，是明嘉靖年间状元李春芳早年生活的地方。少年李春芳刻苦好学，独自在胜湖里土神祠里读书。祠三开间，三进两天井，后进清静。地方志称此地为“明少师李春芳读书处”。李春芳二十一岁中举，为考取状元又苦读了十五年。嘉靖二十五年（一五四六），李春芳再赴春闱。行前一夜，又独宿少年时读书的土神祠中，梦见脱兔滚地为鹿，被他击中其首，醒后顿觉信心百倍。随后回祖籍句容祭祖，夜宿萧寺，留诗僧房壁间：年年山寺听鸣钟，匹马西风忆远公，它日定须留玉带，题诗未可着纱笼。第二年，李春芳中了状元。

状元巷头跨街的石牌坊，始建于明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单门双柱。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李春芳官至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学士。二零零九年一月五日，泰州兴化市修复了状元坊。

8、郑板桥故居、纪念馆

位于位于兴化市东城外郑家巷7-8号。是纪念清代“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的专业性博物馆，1993年郑板桥诞辰300周年之际，在其故居兴化市兴建的。馆舍为三层组合仿明建筑，复道行空，曲廊迂回相接，小桥流水，雕塑壁画，缀以花卉盆景，显得典雅别致，风格独具。这里有郑板桥生平及其艺术成就、兴化历史名人等陈列。郑板桥纪念馆与兴化名胜四牌楼、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李园船厅相互贯通，成为综合反映兴化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和旅游景点。

9、兴化四牌楼

四牌楼位于泰州市城内牌楼中路，四牌楼里是层层叠叠、大大小小、风格各异的书法匾额，启功、沙孟海、赵朴初等47位当代书法名家的墨迹相互辉映，让人目不暇接，小小四牌楼，能让这么多名家青睐，足见其分量。

四牌楼最初建于明代，里面陈列着宋至民国初年兴化籍名人孝子、名宦良臣所获得的匾额，供乡人瞻仰与学习，这些匾额大都由当时的统治者亲书或颁发，传承至今，当属不易，可惜“文革”中，楼毁匾散。

上世纪80年代，兴化市重修四牌楼，基本按原貌建设，占地面积比历史上扩大了近一倍，也从民间收集到楼中原匾7块，但原来的字迹均已模糊得无法辨认，所幸的是最具象征意义的楼顶部的“五岳朝天”仍然是旧时的饰物。

10、李园船厅

李园船厅位于兴化城中武安街13号。船厅建于清咸丰年间，是扬州富商李小波家花园的一部分。其雕刻精致，构造奇特。整个建筑仿佛一艘大船，船头向西，船位向东，船厅南侧有一长行踏边，形似跳板。游人进入船厅，仿佛置身于大船内，两边是走廊，透过玻璃隔扇，可见厅里的陈设。船厅东首上悬扇形匾额，上面刻着“沧浪画舫”四个字。厅顶为卷鹏瓦顶，玲珑精致，船头外面有花台，缠绕的紫藤树干，好似船缆系在岸边。整个船厅有如一艘装饰典雅的大船，荡漾在花草树木之中。

1957年被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水浒传》的作者是谁，历来研究者说法不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人民

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是施耐庵。同时，在中学语文课本及许多文学史

著作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但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却标明

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两人。

其实，早在明、清两代，关于《水浒传》版本上的署名，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

记载中，就有如下三种说法：

一、罗贯中撰，见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

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

曾《也是园书目》的著录。

例如明代嘉靖时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

罗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

但是这种说法不见于任何一种早期刻本的题签。

二、施耐庵撰，见《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少室

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钱希

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金

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载。但

是这种说法最早的两种版本出现于明末崇祯年间，比别的早期版本都晚。

三、施耐庵、罗贯中合撰，见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本”（

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的李卓

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例如高儒的《百川志书》中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

贯中编次。”（“的本”是宋、元、明时代出版读书界的常用语，意即“真本”；“编

次” 就是“编辑”的意思。也就是说，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罗贯中是编者或整

理者、加工者。）李贽《忠义水浒传》中提到作者，说是“施罗二公”。高儒的生卒年

月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写的自序，可见他大约和郎瑛

同时，也是嘉靖时人。

有这种题署的版本最早出现于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

不管是施、是罗还是施罗二人合作，认为这部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独力创作，而是

根据前人的零散单本稿件进行统一编纂，再加以发挥扩充，则是一致的。因为在最早的

《水浒传》出版之前，就已经有宋江故事流传并有书籍出版了。

因此，《水浒传》只有“编著者”，也就是郎瑛所说的“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

。编者的姓名，目前一般认定是施耐庵，少数人以为是施耐庵和罗贯中合编，并认为罗

贯中是施耐庵的学生；更少数的人认为施耐庵不过是个假托的人名。例如鲁迅在《中国

小说史略》中就说：“疑施为演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据，是最早出版的《水浒传

》简本书上并没有编著者署名，过了几十年，出来繁本，不但内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

名了。因此这个作者，很可能就是万历年间繁本的修订者，造个元代人名字随意加上去

的。甚至有人认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施耐庵”是“是乃俺”的谐音，意

思“就是我”，也就是编者罗贯中。

用今天的读者眼光来看，一部文学作品，是有版权的，那么作者为什么不愿意署名

呢？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

代，“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或“勾栏”也

就是妓院里说，低级的只能在马路边说，跟叫花子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

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

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闯荡江湖，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落魄以后，无以

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

。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名

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

人”。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

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思想陈腐一些，而且有些夸耀才华

，结果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资格，就是明证。在“正人

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人恶孽，要受到责骂、受到天谴、遭到报应

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

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说得

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记》，患舌痒

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

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来污蔑小说家的地步了。

① 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州

知府。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 高兰墅－－高鹗（1738？－1815？），字兰墅，是《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续作

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所以说他“

终生困厄”。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

房、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

是土匪强盗，宣扬“善杀人者即英雄”，鼓励造反，作者不敢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

这里咱们姑且按照一般的说法，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罗贯中。那么

咱们先来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历史如何。

遗憾的是：关于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

连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所

以鲁迅就不信有施耐庵此人）。目前一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

化或淮安，元代至顺二年，与刘基同榜得中辛未榜进士（1331），并与刘基结识，曾在

钱塘当官（当什么官各本说法不一，但不会低于知县）两年，后来终生不仕，立志著书

。生卒年月大约1296－1370年（元元贞二年至明洪武三年）。也就是说：考中进士的年

龄大约是三十五岁，做官的年龄是三十六七岁至三十八九岁，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

。终年七十五岁。著书的地点，传说是在江苏兴化的白驹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

〕冬，朱元璋与张士诚交战，施耐庵为避战乱，迁来白驹场西定居，现名施家桥）。

张士诚是元末泰州白驹人。白驹这个小镇，当时属泰州，现在属盐城。史书说张士

诚是泰州人，现在说他是盐城人，当然也可以。

1353年，在乱世英雄起四起的时候，三十二岁的盐贩子张士诚和两个弟弟揭竿而起

，称帝称王，雄踞东南十四年。张士诚是个复杂的人物，反反复复，先反元，后降元，

再反元，最后败在朱元璋手下。他属于“败者为寇”的草莽英雄一类人物。

施耐庵后来定居白驹，与张士诚可以说是小同乡。许多有关施耐庵的著作上都说张

士诚和朱元璋都想请施耐庵出仕，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白驹场现在有施耐庵陵园，但不是原墓，原来的牌坊、墓碑早已毁了，矗立在墓前

的牌坊，是1943年抗日民主政府重建的。施耐庵在白驹镇写作《水浒传》的书斋，清咸

丰五年由施耐庵的十四世孙施涔加以修建，改成了“施氏宗祠”，供有第十五代始祖施

耐庵的牌位。据1928年11月8日《新闻报》载：当地施氏宗谱卷末有施耐庵传残页，为淮

安人王道生作，略述生平梗概而已。残存文字如下：

公讳子安，字耐庵。元末赐进士出身。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

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音jī机，指携带、怀抱）恨以终。公之事略，

余虽不得详，可以缕述；公之面目，余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死之年，七十有

五，而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音xiè谢，指残

烛）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

三国志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按：即《水浒传》

）。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①。其所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

英雄生乱世，或可为用武之秋；志士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

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

，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人述元先生移柩南去，与余流连四日。问其家世

，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

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时。先生

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达；闭户著

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

① 亥鱼－－成语“亥豕鱼鲁”或“鲁鱼亥豕”、“鱼鲁亥豕”的简略，指字形相

似而读错。“以正亥鱼”，就是“校正错误”的意思。

墓志下文剥蚀，无法辨识。从文字看，作者比施耐庵小七十来岁，比罗贯中小三十

多岁，而且与罗贯中在福建见过面，所讲的事迹，应该可信。

但是据《水浒》研究者及考古学家考证，此文见于清代的施氏族谱，不是明代的版

本，有伪造的嫌疑。这里姑妄录之。

当地民间传说：施耐庵和明末起义军头领张士诚及其部将有来往，有许多人物的原

型，是从起义军中演化而来的。他看到当时反元义军的头领，时常反反复复，投降元朝

，因此故意编个宋江投降后的可悲结局，警告那些爱投降的义军首领云云。一说刘基曾

奉朱元璋的旨意到兴化邀请施耐庵出仕，但是被施耐庵婉言谢绝了。还有传说刘基把施

耐庵的著作带给朱元璋看，识字不多的朱元璋看后认为这是“倡乱之作”，下令销毁，

不许民间刊刻，所以直到一百七八十年后的嘉靖年间，兴化有个进士叫宗臣，被朝延派

到福建去担任“提学副使”，负责训练壮丁，抗御倭寇。时在福建的罗贯中的后人以“

乡谊”的身份去见宗臣，请以家藏小说（即《水浒传》）付梓，让军民暇时看看，以激

励志气。得到宗臣的许可，才由福建坊间以《忠义水浒传》为名刻印出版。－－这个版

本，现在已经失传，只剩下五回或八回的残页。

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

（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月约为1330－1400，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

耐庵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的那一年，罗贯中刚出生；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

四十一岁。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有《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

》、《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龙虎风云会》等共有几十种。但是从文字水

平看，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有可能是早期作品或伪托。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本（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

说：“《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

传》是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粗粗一想，这种情况似乎

不大可能：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的年龄是四十二岁左右，思想水平和文字水平都

已经成熟了；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

写了近二十年，应该定稿了。一般说来，老师水平总应该比学生高些或略高些（当然青

出于蓝的也不少），但是事实上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施耐庵著述三十多年

，一生只编撰了一部《水浒传》（也许还有别的著作湮没了），而罗贯中一生却写了十

几部书；罗贯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

《水浒》所写的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

谈兵”；《水浒传》如果经过罗贯中编辑整理，战争场面应该写得比现在的版本更好一

些：作为学生，而且参与“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见老师的作品中错误百出而无动

于衷吧？

《水浒传》里的地理性错误相当多，单是常识性的，就不下几十条，这里不一一列

举，只说几处最突出的：

第一，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几乎是一条向南的直线路线。书中通过杨志

的口说，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大名府的正

南、开封府的正北面。最后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个黄泥冈，按今天梁山旅游风景区

的介绍，在梁山南面三十里的一个黄土丘陵上（属于人工制造的旅游景点）；按《水浒

传》书中介绍，却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后文又说：二龙山、桃花山和清

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

第二，武松在沧州别了柴进和宋江，回清河县去看望哥哥，却路过阳谷县的景阳冈

打死了一只老虎。清河县在沧州的南面六七百里，阳谷县在清河县的南面二三百里，三

个地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从沧州到阳谷县路过清河县是很可能的；但是要路过阳谷县

，就好像从北京到济南去却路过了南京一样，是个大笑话！

第三，戴宗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出发到开封去送信，不向北走直线经汉口、信阳

，却绕了一个大圈子往东跑到山东去，在梁山泊经过！

第四，为了救宋江，梁山好汉二百来人不远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去劫法场，

回来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这样的军

事部署，不懂打仗的假冒伪劣军师吴用也许敢于这样做，懂得三国纷争的罗贯中，敢于

这样写么？不要命了呀？

第五，为了救史进和鲁智深，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沿黄河而上，经过都城开封和

“泥丸可封”的天险潼关，直达华州，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救出

史进和鲁智深，又平安回到梁山，来回三四千里！－－这简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独一

无二的神话！宋代的军事力量的确比较薄弱，被称为“宋鼻涕”，版图最小，四周都是

强敌，国内还有许多“独立山头”，但也绝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宋

江如果仅带一两千或七千人马就能够做到“纵横天下”，“大宋”的江山不拱手让给宋

江，也早已经被“异族”所吞并了。

像这样的笑话，熟悉三国战事艰辛的罗贯中，会这样写么？

尽管写小说可以虚构，《水浒传》中甚至虚构了根本不可能的呼风唤雨、妖魔鬼怪

和九天玄女赠送天书之类的情节，但是地理性错误却不能允许，只能说是作者的地理知

识贫乏，属于小说的“硬伤”。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

宋江大军一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据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浙江水浒学会会长、杭师院

中文系主任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小

到一个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具体、详细而准确，真是熟之又熟，一点儿错误也

没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没有到过北方，是个南方人

，而且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他们写北方的故事，只

是根据话本照抄，以讹传讹也无可奈何，只有写到浙江，方才发挥了“本地人”的优势

，把地名都“落实”到具体的地方了。

除了地理方面的错误之外，气候方面的错误也不少。下面也随便举两个例子：

“风雪山神庙”之后，那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得紧，可是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

天，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也还能够坐着小喽啰

划的船上了梁山。不但这一年梁山泊湖水没有结冰，整部《水浒传》，梁山泊就从来没

有结过冰！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的时间，也正值冬令，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

本就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就得拖着走），就那冰封的湖面，任何马匹都无法

奔跑，都要滑倒，哪儿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而否定

了《水浒传》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的说法。其实《水浒传》的故事来源是

宋元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

的“官话”，也就是“首都语言”开封方言，这是不足为怪的。有许多方言语词，很可

能施耐庵就是直接照抄话本底稿的。

简短的结论：综合诸多材料来进行分析，《水浒传》并非成于一时，也不是作于一

人之手；从宋代到明代，有许多通俗文学家对这部小说进行过增润修饰，其中施耐庵可

能是“总其成者”，贡献最大。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耐庵、罗贯中 人，引起许多观众的疑惑：《水

浒传》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个人吗，怎么变成了施耐庵、罗贯中两个人？

说来话长。

在清代和在民国年间，《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是贯华堂刊本，即金圣叹评本（七

十回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为施耐庵。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化大革命”

之前，《水浒传》最流行的版本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题署的作者仍然是

施耐庵。同时，在许多文学史著作的论述中，也把《水浒传》的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

人。因此，长期以来，“《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 这个看法已经给人们留下了极深

刻的印象。其实，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存在着多种说法，“施耐庵撰”只不过

是其中的一种而已。撇开那些荒诞不经的说法（例如，《水浒传》藜光堂刊本题“姚宗

镇国藩父编”）不算，明、清两代，在《水浒传》版本上，在文人们的笔记和书目的记

载中，主要的说法有如下三种：（一）罗贯中撰 见于郎瑛《七修类稿》、田汝成《西湖

游览志余》、王圻《续文献通考》、《稗史汇编》、许自昌《樗斋漫录》、阮葵生《茶

余客话》等书的记载，以及钱曾《也是国书目》的著录。

（二）施耐庵、罗贯中合撰 见于高儒《百川书志》的著录，《水浒传》“嘉靖

本”（北京图书馆藏八回残本）、天都外臣序本、袁无涯刊本的题署，以及容与堂刊本

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园刊本大涤余人序的叙述。

（三）施耐庵撰 见于《水浒传》雄飞馆刊本、贯华堂刊本为题号，以及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徐树丕《识小录》、周晖《金陵琐事》

、钱希言《戏瑕》、刘仕义《玩易轩新知录》、曹玉珂《过梁山记》、王士祯《居易录

》、金埴《巾箱说》、梁玉绳《瞥记》、焦循《剧说》、李超琼《柜轩笔记》等书的记

载。

哪一种说法最可靠或比较可靠呢？

先从文人的记载看。

第一种说法，首见于郎瑛（1487-1566）的《七修类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时人。

第二种说法，首见于高儒的《百川书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详，但《百川书志》卷首有

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时，也是嘉靖时人。第三种说法，首

见于胡应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笔丛》。而胡应麟乃万历时人。因此，从它们

分别出现的时间上比较而言，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无疑要早于第三种说法。

再从《水浒传》版本的题署看。

第一种说法不见于现存的任何版本的题署，以第二种说法为题署的版本大多出现于

明代的嘉靖、万历年间，第三种说法的两种版本则出现于明末的崇祯年间；因此，从时

间上说，也同样是第三种说法要晚于第一种说法和第二种说法。

这样说，是不是意味着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比较可靠，第三种说法最不可靠呢

？ 这倒不一定。

以第一种说法而论，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们知道，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

作者。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议。而《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小说，在语言

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浅近的文言。后者却出之以通俗的白话。说它们出于同一

作者的笔下，实在很难获得人们的首肯。

第二种说法和第三种说法虽然有出现早和出现晚的差别，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点：以

施耐庵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们实际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它们都是

比较可靠的。

第二种说法，以施耐庵、罗贯中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没

有交代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二人之中，谁为主，谁为次？依照常理来判断，

不可能恰好是50%对50%，没有那么的凑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实了施、罗

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给予施耐庵，把后五十回给予罗贯中。这仅仅是一种凭空的猜

测，而且出现的时间太晚：只有在《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后，它才

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萌生。

要比较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合作关系，目前唯一的途径便是考察明代有关《水浒传》

作者的题署 高儒《百川书志》：“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本”、天都外臣

序本、袁无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所谓“的本”，是宋、元、明时代的常用语。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写”

之意。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执笔人。所谓“纂修”，可解释为“‘编辑”，和“

编次”是同样的意思。这等于说，罗贯中是编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权应该得到毫不含糊的确认；第二，罗贯中参预了创作

的过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

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从狭义上说，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从广义上说，

《水浒传》是施耐庵、罗贯中二人合作的产品。

总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标明原作者为施、罗二人，是有根据的，并没有什么

错处可以指摘。

选自《文史知识》1998年第4期